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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上半年工业经济运行总体稳中有进
作者: 佚名 时间:2019-7-27文章来源:机经网访问量:7366

23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出席并介绍2019年上半年工业通信业发展情况。辛国斌表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处于全年增速预期目标区间;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工业生产保持基本稳定。

人民网北京7月23日电(栗翘楚)23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出席并介绍2019年上半年工业通信业发展情况。辛国斌表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处于全年增速预期目标区间;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工业生产保持基本稳定。

辛国斌介绍,上半年我国工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还体现在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运行状况改观、信息通信业对经济社会支撑作用加大三个方面。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增速高于全部制造业3个百分点,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工业新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落实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调降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缴费负担,助力企业轻装上阵,上半年规模以上民营和中小工业企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7%和8.1%;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25.7%。6月6日正式发放了5g牌照,移动网络流量平均资费和中小企业宽带平均资费持续降低。

现场记者问及上半年我国工业经济形势有何亮点,辛国斌表示,一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符合预期;二是优化供给结构、固本强基取得积极进展;三是高新技术引领、新旧动能接续有力;四是降本增效、助力小微;五是稳中存压、危中有机。

辛国斌表示,在上半年工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的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工业经济运行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分化趋势加剧,工业品出口增幅回落较多,工业稳增长压力依然较大。工信部将按照中央和今年经济工作一系列决策部署,深化落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着力做好“六稳”工作,把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稳增长的重要依托,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努力打造行业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推动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2019年7月25日,2019世界工业互联网产业大会在青岛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王新哲,青岛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凡利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作主旨演讲。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中国工程院院士陈鲸,德国科学与工程院院士约根·罗斯曼、皮特·萨赫逊,新加坡工程院院士葛树志等出席大会。

王新哲指出,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不仅能为制造业乃至整个实体经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提供关键支撑,还能不断催生新模式、新业态,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动能培育壮大。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对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数字经济增长潜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新哲强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工业互联网发展。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取得积极成效,网络、平台、安全三大体系建设取得全方位突破,融合应用向多领域深化,产业生态构建多层次推进,国际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但是,当前在技术标准、应用推广、安全保障等方面仍然面临系列问题和挑战,亟需国际国内各个方面深化务实合作,攻坚克难、共谋发展。

王新哲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战略,加快壮大工业互联网产业,支撑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做好五个方面工作:

一是加强技术创新,增强发展活力。组织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推动建立工业互联网共性技术体系,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创新发展步伐,培育持久发展动力。

二是强化能力建设,夯实发展基础。加快5g网络建设,开展工业互联网内网改造,推动标识解析建设,夯实工业互联网发展基础。着力打造多层次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积极推进百万家企业上云、百万工业app培育。深化产融合作,发挥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的优势,共同推进工业互联网发展。深化产融合作。大力发展工业文化,弘扬工匠精神、培育企业家精神。

三是加大应用拓展,实现市场牵引。进一步促进5g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和应用深度。持续开展试点示范,引导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加大应用投入力度,拓展工业互联网应用范围。发挥工业互联网辐射能力,培育新服务、新模式、新业态。

四是提高防护能力,加强安全保障。强化工业互联网安全技术攻关、产品研发和推广应用,提高安全产业支撑能力。进一步完善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构建政府监管、企业负责、社会监督的工业互联网安全管理体系。

五是深化国际合作,促进开放发展。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各国工业互联网政策和法规的探讨与衔接,深化各国产业界在参考架构、技术标准等方面的交流合作,解决网络互联、数据互通、商业模式、安全保障等问题,共同构建开放共享的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体系。

本次大会以“智联互通 智享共赢”为主题,设立开幕式、主题峰会、主题报告、平行主题论坛等板块。来自有关部门负责人、国内外专家学者、知名企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韩夏等参加会议。会议期间,举办了2019青岛国际软件融合创新博览会。

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和增长模式正在进行着深刻的调整与转型,正在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和增长模式正在进行着深刻的调整与转型,正在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随着外部经济不确定性不稳定因素的增多,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面临着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以及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加快制度创新的诸多挑战,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就是要通过供给侧、需求侧与制度方面的协同演化和升级,共同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多维度、多层级和多主体协同演进与升级的过程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包含产业内和产业间的结构升级。产业内结构升级涉及企业家、企业、企业间等多主体和多层级的复杂互动和演化,最终表现为产业内部要素结构、技术结构、组织结构、网络结构、制度结构和产品结构等的升级,共同促使整个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在此过程中,产业内关键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控制力也得到不断提升。产业间结构升级是指各产业产值、就业人数、资本投入等维度占比的动态变化和演进(包括落后产业的淘汰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伴随着要素密集型产业比重的下降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的上升,促使经济从要素驱动的低级形态转向创新驱动的高级形态。

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拥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结构升级能力,能够形成高水平的柔性供给体系,适应甚至引领国内外需求环境的变化,具有较强的进化增长能力。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无论是供给侧的要素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转型升级,还是需求侧的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匹配和协同升级,都需要相应的制度体系加以保障,以减少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降低不确定性,形成有利于提升经济体创新能力、结构升级能力和进化增长能力的制度体系。因此,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复杂系统的演化过程,涉及供给、需求和制度等多个维度,涵盖产业内和产业间等多个层级和多个主体的协同演化与升级。

供给、需求与制度的协同演进与升级

供给升级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也是有效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过程。需求升级是需求偏好实现结构性变化的过程,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持续提升过程。供给与需求的协同升级有助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提高社会福利和经济运行效率。同时,这两方面的协同演化与升级都需要相应的制度环境或制度安排给予支撑。供给、需求与制度的协同演化与升级发生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各个层级中,构成了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

在企业层面,企业的供给要与市场需求精准匹配并协同升级,同时必须建立相应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降低企业内部治理成本和外部市场交易成本。企业家精神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创新精神,必须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建立企业守法创新的制度环境。为了迅速响应需求变化,借助物联网、大数据和信息技术,企业可以建立便捷收集需求偏好的信息系统,将需求数据快速转变为生产数据,通过生产流程改造和技术升级,实现柔性和智能生产,通过产品结构升级适应需求结构升级,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协同升级。企业需要调整支出结构,加大研发支出,积累创新能力,以适应并推动需求结构的变化。同时,通过健全公司治理机制,提升治理能力,化解转型升级过程中可能引起的各种利益冲突,推动供给、需求和制度的协同演化与升级。

在产业内,供给和需求都涉及多种类型主体的复杂互动,供给与需求的协同升级更为复杂,更加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体系来协调多主体之间的复杂互动。单个企业成功实现转型升级只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产业链上多种主体的协同升级。通过产业链上的横向整合、纵向整合和混合整合等,推动产业链上的企业间互动网络结构的升级,深化产业内部的分工与合作,提升核心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控制能力,并通过分工与合作机制,带动其他企业转型升级,在核心企业转型升级的同时,推动整个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产业内升级过程中伴随着要素结构、技术结构、网络结构、需求结构和制度结构的协同演化与升级。

在产业间,供给和需求的互动更加复杂,主要表现为不同产业的企业主体之间的互动,产业间的协同演化对制度协同升级的要求也更为迫切。为此,需要通过深化制度层面的改革,消除产业间阻碍资源自由流动的各种非市场化限制,促进要素结构的升级,为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基础。较之于产业内的转型升级,企业在产业间的转型升级风险通常更大。当企业从原有产业转向另一个产业时,将面临较大的调整成本和学习成本,产业间的距离越大,这个成本就越高,尤其是当目标产业是新兴的产业时,企业面临的风险也会更大。由于产业间转型升级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政府通常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以构建有效的成本和风险分担机制来激励产业间的结构升级。

经济政策的选择应体现出协同演进的理念

根据演化经济学的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供给、需求和制度协同升级的复杂系统演化过程。在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做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首先,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并适应需求的变化,以需求的变化和升级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同时推动相应的制度改革,在三个维度协同升级的视角下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次,深化供给侧、需求侧和制度层面的改革。在供给方面,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减少要素错配;加大基础研发支出,增强创新驱动,在提高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同时,加快推动前沿技术进步;在需求方面,充分挖掘内需升级潜力,通过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升级进一步推动供给升级;在制度方面,加快制度改革与创新力度,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建设现代化市场体系。最后,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在加快推动以目标为导向的大团队科技攻关的同时,重视和鼓励以兴趣为导向的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推动世界级、原创性的基础创新。深化社会分工与合作,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让基础创新更快成为社会发展机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黄凯南)

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动融入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眼下,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动融入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眼下,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从我国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如何牢牢抓住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会窗口”,找准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是当前我们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总以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具有扩散、辐射、加速效应的规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质上是新生产要素替代旧生产要素、新生产方式替代旧生产方式、新动能替代旧动能的“创造性毁灭”过程。在21世纪,这一过程推动全球性的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演进,由单一或多个生产要素的重组、单一或多个产业的转移,正在演变为全要素优化组合、多层次产业转移。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科技创新能力正迎来突破的拐点,产业发展也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提供机遇,同时也有可能带来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当前我国要主动融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必须找准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把握好以下三方面的关键问题,持续打造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第一,加强核心技术攻关,提高技术支撑能力。科技革命中,技术革新是基础。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的源头,前瞻性、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关系产品开发、产业升级的先发和后劲。关键核心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突破能力决定着企业竞争乃至国际竞争的成败。这些都是衡量创新型国家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需要突破的重点领域。展望未来,我们要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不断完善技术创新体系,提高技术支撑能力,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强化战略导向和目标引导,强化科技创新体系能力,加快构筑支撑高端引领的先发优势,还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抓住大趋势,下好“先手棋”,打好基础、储备长远,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同时加大应用基础研究力度,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既要通过构建新型创新平台,开展行业前沿和竞争性共性关键技术、先进制造基础工艺等方面的研发和产业化,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还要提高创新系统开放协同性,推动创新资源在各类组织之间有效流动,形成开放合作的创新网络和形式多样的创新共同体。

第二,加大人力资本培育,提高人才支撑能力。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全部科技史都证明,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是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提升,高素质的人力资本资源是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制高点的重要依托,也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但需要看到的是,当前,我国科技人才队伍规模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但创新型科技人才结构不尽合理,特别是在重大科研项目、重大工程、重点学科等领域领军人才严重不足,科研人员开展原创性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还没有被充分激发出来。“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得人之要,必广其途以储之”。破解这一难题,关键是要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有利于竞相成长各展其能的激励机制、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培植好人才成长的沃土,让人才根系更加发达。一是完善创新型科技人才评价、激励和服务保障体系,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形成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制度。二是推进创新型科技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大高端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加强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高水平创新团队的选拔和培养。三是大力推进创新教育,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

第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制度支撑能力。有专家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技术路径、产品形态、产业模式,推动产业生态和经济格局重大深刻调整。相比历次产业革命,其对制度的要求也将更为苛刻,更可能发生在具备良好制度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如何深化改革以构建更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体制机制环境,尤为重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把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作为重要出发点,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牵引,在制度安排、政策保障、环境营造上下功夫。一方面,要优化和强化技术创新体系顶层设计,明确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主体在创新链不同环节的功能定位,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激情和活力;另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营造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需要看到的是,适应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体制机制创新是多方面制度和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既要制订包括宏观政策、部门管理政策等在内的完整政策体系,还要在微观层面尽快完善支持企业创新的普惠性政策体系,从而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制度支撑能力。(王皖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力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不断守正创新,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正在不断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阔步前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力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不断守正创新,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正在不断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阔步前进。

一、文化事业繁荣兴盛,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各项文化事业在恢复、改造和曲折中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为文化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文化建设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极大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文化事业繁荣兴盛,公共文化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不断完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一)文化投入力度明显加大。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财政对文化建设的支持不断加强,我国文化事业经费逐年增加。1953-1957年五年文化事业费总投入为4.97亿元,1978年当年增加到4.44亿元,到2018年达928.33亿元。1979-2018年,文化事业费年均增长14.3%[1],2018年比2012年增长93.4%。

(二)文化服务设施不断完善。新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进行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极其短缺。1949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仅有55个,文化馆站896个,博物馆21个。经过70年的发展,我国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到“十五”末期,基本实现了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的目标。2018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176个,为1949年的57.7倍,为1978年的2.6倍;文化馆站44464个,为1949年的49.6倍,为1978年的9.7倍;博物馆4918个,为1949年的234.2倍,为1978年的14.1倍。从2004年起,全国各级各类国有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有条件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逐步实行优惠或者免费开放。从2008年起,全国文化、文物系统博物馆、纪念馆开始向社会免费开放,为丰富群众文化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广播影视制播能力显著增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充分利用传统媒体优势,积极发展视听新媒体,从以前单一的广播媒体发展到今天具有电台、电视台、报刊、网络广播电视和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体构成的传播新格局,拥有无线、有线、卫星、互联网等多种传输覆盖手段构成的现代化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一是传媒规模不断扩展。2018年底,全国共有各级广播电台播出机构2647个,为1949年的54。0倍,为1978年的21。2倍;2018年实际开办公共广播节目2900套,比2012年增长10。4%;实际开办公共电视节目3559套,比2012年增长8。7%。目前我国的广播影视规模已跃居世界前列。二是覆盖范围显著扩大。2018年底,全国广播、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98。94%和99。25%,分别比1982年底提高了34。84和41。95个百分点,比2012年底提高了1。43和1。05个百分点;有线广播电视服务人群持续扩大。2018年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实际用户数为2。18亿户,占全国家庭总户数的49。0%,而1998年有线广播电视实际用户数只有0。28亿户。在有线广播电视实际用户中,数字电视用户数2。01亿户,占92。3%,数字用户数比2012年增长40。8%,占比提高25。8个百分点。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广播影视新媒体蓬勃发展,2018年全国网络视听注册用户已达到65。7亿个,节目播放次数接近2。7万亿次。三是播出能力日益增强。1978年全国仅有93个广播电台,年播音约7。7万小时;仅有32个电视台,年播出约1600小时。2018年全国共播出公共广播节目1526。7万小时,共播出公共电视节目1925。0万小时。1979-2018年,广播和电视节目播出时间年均分别增长14。1%和26。5%,其中,2013-2018年,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2%和2。1%。广播、电视节目播出时间大幅增加,艺术精品纷呈,品牌优势凸显,节目形态、样式日益丰富,较好地满足了受众对节目形态多样化的需求。

(四)新闻出版繁荣发展。新中国成立70年来,新闻出版业紧紧围绕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出版了大批优秀出版物,较好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要。2018年,图书品种51.9万种、总印数100.1亿册(张),分别为1978年的34.6倍和2.7倍,为1950年的42.7倍和37.1倍;期刊品种10139种、总印数22.9亿册,分别为1978年的10.9倍和3.0倍,为1950年的34.4倍和57.3倍;报纸品种1871种、总印数337.3亿份,分别为1978年的10.1倍和2.6倍,为1950年的4.9倍和42.2倍。电子出版业起步于1993年,到2018年全国电子出版物8403种,发行量2.6亿张。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闻出版业日趋规范化和精细化,紧紧围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出版了一大批广受读者欢迎的优秀出版物和精品图书。

(五)文化遗产保护成效突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方针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针,我国已逐步构建起了科学有效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2018年底,全国共有文物业机构数10160个,从业人员16。3万人。1998-2018年,文物业机构数年均增长5。3%,从业人员数年均增长4。6%,其中,2013-2018年的年均增速分别为8。8%和4。5%。截止到2018年底,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数已达到4296处,较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0处,增加了22。9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到53项,位居世界第二;全国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单位3154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总数达40个,是目前拥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

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新业态迅速兴起

自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到全面展开,我国文化产业从探索、起步、培育的初级阶段,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一)文化经济总量明显增加。2018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38737亿元[2],比2004年[3]增长10.3倍,2005-2018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8.9%,高于同期gdp现价年均增速6.9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04年的2.15%、2012年的2.36%提高到2018年的4.30%,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逐年提高。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2004-2012年间,文化产业对gdp增量的年平均贡献率为3.9%,2013-2018年进一步提高到5.5%。

(二)文化市场繁荣发展。2018年底,全国共有各类艺术表演团体17123个,为1978年的5。4倍,为1949年的17。1倍;艺术表演场馆1236个,为1978年的1。1倍,为1949年的1。4倍。2018年全国艺术表演团体从业人员41。6万人、演出312万场次、全年演出收入152。3亿元,分别比2012年增长72。0%、131。5%和137。4%,演艺市场规模呈现井喷式增长。2018年全国电影票房收入609。8亿元,比2012年增长1。9倍,2013-2018年年均增长19。6%;电影院线拥有银幕60079块,比2012年增长3。6倍,2013-2018年年均增长28。9%,银幕总数跃居世界第一。

(三)文化新业态发展势头强劲。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传播、消费的数字化、网络化进程加快,数字内容、动漫游戏、视频直播、视听载体、手机出版等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新兴文化业态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增长点。2016年、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30。3%和34。6%,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业营业收入均增长8。6%。文化新业态已成为引领和示范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四)文化产业集群趋势明显。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特征日渐明显,许多有竞争力和实力的文化骨干企业[4]数量大幅增加,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规划建设稳步推进。2018年,全国共有文化骨干企业6.0万家,比2012年增长64.3%,2013-2018年年均增长8.6%;从业人员为845万人,比2012年增长20.9%,年均增长3.2%;实现营业收入89257亿元,比2012年增长58.6%,年均增长8.0%。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10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10个国家级文化产业实验园区和335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进一步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三、文化投资主体日趋多元,文化消费水平不断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和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我国文化投资和消费水平也明显提高。

(一)文化投资快速增长。在各项政策的引导激励下,我国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逐年加大。2017年,我国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含农户)3.8万亿元,为2005年的13.7倍,2013-2017年年均增长19.6%,高于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年均增速8.3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0%,比2005年提高2.9个百分点,比2012年提高1.8个百分点。从资金来源看,国家预算资金占5.1%、国内贷款占7.2%、利用外资占0.4%、自筹资金占81.7%、其他资金占5.6%,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社会化格局。

(二)文化消费稳步提高。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2018年,全国居民用于文化娱乐的人均消费支出为827元,比2013年[5]增长43.4%,2014-2018年年均增长7.5%,文化娱乐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2%。分城乡看,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1271元,比2013年增长34.3%,年均增长6.1%;农村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280元,比2013年增长60.0%,年均增长9.9%。城乡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之比由2013年的5.4∶1,降低到2018年的4.5∶1。

四、文化走出去新格局逐渐形成,国家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外文化交流覆盖面小,主要是与社会主义国家及亚非拉友好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和深化,已成为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交流、文化贸易和文化投资并举的“文化走出去”、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新格局已逐渐形成,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得到提升。

(一)文化贸易快速增长。一是文化产品的进出口总额稳步扩大。2018年,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为1023。8亿美元,为2005年的5。5倍,比2012年增长15。4%,2013-2018年年均增长2。4%。其中,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达184。8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43。2%,占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的18。1%,比2012年提高3。5个百分点。二是文化贸易伙伴呈现多元化格局。2018年,美国、中国香港、荷兰、英国和日本为我国文化产品出口前五大市场,合计占59。6%。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产品出口为162。8亿美元,而2008年仅为55。4亿美元。

(二)文化对外投资有序推进。越来越多具有规模和实力的文化企业积极发展在海外的投资,已成为我国文化领域对外投资的重要力量。2018年,我国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额为16.9亿美元,分别为2008年和2012年的84.5倍和8.5倍,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比重为1.3%,比2012年提高1.1个百分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文化事业不断发展的70年,是文化建设全面繁荣的70年。展望新时代,我们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我国文化建设将呈现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崭新局面,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将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将持续焕发出无限生机与时代风采!

注:

[1] 本文全部价值量指标均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未扣除价格因素。

[2] 2018年为初步核算数。

[3] 为满足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我国从2004年开始进行文化产业统计。

[4]文化骨干企业指规模以上文化制造业企业、限额以上文化批发零售业企业和规模以上文化服务业企业的总称,具体包括:年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及以上的文化制造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及以上的文化批发企业或年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元及以上的文化零售企业;从业人数在50人及以上或年营业收入在1000万元及以上的文化服务业企业(其中文化和娱乐业的年营业收入在500万元及以上)。

[5] 从2013年起,我国开展了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与2013年前的分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的调查范围、调查方法、指标口径有所不同。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不仅形成了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更形成了更加追求创新和变化、更加偏好新产品和新体验的消费文化。超大规模市场,将会释放源源不断的消费潜力,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不仅形成了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更形成了更加追求创新和变化、更加偏好新产品和新体验的消费文化。超大规模市场,将会释放源源不断的消费潜力,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根据《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3953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30万人。

近14亿人口,对应着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潜力,是供给质量和体系持续升级的巨大动力,是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所在,也是任何经济体都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冯俏彬分析说,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近14亿人口对应着纷繁复杂、各式各样的消费需求,本身就是一个巨大市场。要满足这一庞大的市场需求,需要庞大的供给体系支撑,更需要不断加大在供给侧的投资力度。

“人们的消费需求不可能一成不变。消费需求始终处在动态的规模扩张和品质升级的过程之中,这恰恰是近14亿人口市场需求的最大魅力所在。”冯俏彬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由过去“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种历史性的转变过程中,人民对物质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也对全社会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水平、供给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中期和工业化中后期。根据相关研究,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将增加2.0083%。此外,随着脱贫攻坚工作力度加大,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对消费也会有更多期待。“近14亿人口消费需求动态升级的过程,是商品、服务、基础设施等领域水平不断提升的重要动力。”冯俏彬说。

冯俏彬还指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始终坚持把市场向全球开放。近14亿人口的巨量市场,对各国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也有利于中国经济更好地利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更稳健的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教授李昕表示,我国有着近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规模,这一巨大的市场优势是任何经济体都无可比拟的。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不仅形成了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更形成了更加追求创新和变化、更加偏好新产品和新体验的消费文化。超大规模市场,将会释放源源不断的消费潜力,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李昕认为,一方面,大国消费市场范围广阔,有利于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有利于促进分工与生产的专业化发展并形成规模经济,为产业的现代化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大国消费市场的规模优势形成经济发展的内部循环系统,自主发展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较强,经济韧性较高,能较好地抵御世界经济的波动冲击。

“大国消费市场奠定了大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使得大国经济具有内生稳定性,一旦排除内需扩大的障碍,巨大的国内潜在需求将转变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李昕说。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已经由过去比较看重出口和投资,转向更加看重内需。近14亿人口的市场需求也将更加明显。冯俏彬认为,要把近14亿人口的大国人口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必须始终坚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产业发展、就业支撑,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使近14亿人口释放源源不断的消费潜力,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记者 林火灿)

新中国的成立点燃了中华民族科技复兴的希望。70年来,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吹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到改革开放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从跨越新世纪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到党的十八大后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再到确立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艰苦奋斗、不懈努力,中国科技实力伴随着经济发展同步壮大,实现了从难以望其项背到跟跑、并跑乃至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大国,并正向着世界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新中国的成立点燃了中华民族科技复兴的希望。70年来,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吹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到改革开放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从跨越新世纪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到党的十八大后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再到确立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艰苦奋斗、不懈努力,中国科技实力伴随着经济发展同步壮大,实现了从难以望其项背到跟跑、并跑乃至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大国,并正向着世界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一、奠定基础,吹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

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几乎从零开始起步。1956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在“重点发展,迎头赶上”方针指引下,国家初步建立了由政府主导和布局的科技体系,打破封锁,发奋图强,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入了自强的灵魂。

(一)科技体系初步布局

新中国诞生之初,国家百废待兴,科技基础更是极为薄弱,亟待改善。1949年,以中国科学院成立为代表,各地区各部门相继开始布局建立一批科学研究机构。1956年,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召开全国科技大会,制定了国家首个科技发展长远规划——《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专题研究部署科技发展问题,拟定了多项当时发展急需的重大科技任务,成为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第一个里程碑。至“文革”以前,全国科研机构已经从新中国成立伊始的30多个增加到1700多个,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从不足500人增加到12万人,初步形成了由中科院、高校、产业部门、地方科研单位和国防部门五方面组成的科学技术体系。

(二)拼搏精神影响深远

新中国的建立,激发了大批海外学子的殷殷报国心,以钱学森、华罗庚、朱光亚等为代表的海外专家学者破除一切艰难险阻,怀抱对祖国的浓浓感情,纷纷归国效力,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到1957年,归国的海外学者已经达到3000多人,约占新中国成立前全部海外留学生和学者的一半以上。他们中大多数人成为了新中国各个领域科学技术发展的奠基人或开拓者,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带领着全国科研人员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科技奇迹,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首创成果举国振奋

这一时期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下,迅速涌现出了一批追赶世界水平的重大科技成果。1958年,我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试制成功。随后,半导体三极管、二极管相继研制成功;1959年,李四光等人提出“陆相生油”理论,打破了西方学者的“中国贫油”说;1960年,王淦昌等人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第一枚自行设计制造的运载火箭发射成功;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1967年,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1970年,“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70年代初期,陈景润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这些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重要成就,在我国科技发展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砥砺前行,科技事业在改革中发展壮大

“文革”期间,我国科技事业受到了极大冲击,发展陷入停滞。改革开放犹如一场及时雨,涤云荡雾,我国科技事业由乱到治,由衰到兴,迎来了新的春天。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使全国上下统一了思想,明确了目标。此后一系列科技规划、计划相继实施,科技体制改革大幕开启,科技实力伴随经济发展同步壮大,为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科技规划相继出台

改革开放后,为尽快改变科学技术落后状况,中央审时度势,对科技发展进行全面系统规划。1978年,国家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8个发展领域和108个重点研究项目,为新时期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随后,《1986-2000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完成,首次强调了科技发展要与经济建设相结合的战略方针,促进了技术成果在生产建设中的应用。上世纪80和90年代,国家又相继研究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1991-2000年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等,进一步明确了未来我国科技发展的前景和方向。这一系列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成为改革开放后直接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快速向前发展的驱动器。

(二)重大计划顺利实施

为保证各项科技规划落地生根,加强对科技活动的管理和引导,有效配置科技资源,国家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科技计划。如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86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973)计划、集中解决重大问题的科技攻关(支撑)计划、推动高技术产业化的火炬计划、面向农村的星火计划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等。国家累计向重点基础研究发展(973)计划投入资金超过310亿元,科技攻关(支撑)计划投入近700亿元,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累计安排资金约350亿元。各项计划顺利实施,成为这一阶段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标签,也为科技事业的不断进步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体制改革稳步推进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原有的科技体制在新的历史时期已难以适应发展需要,科技体制改革势在必行。1985年,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启了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大幕。此后相继推出了科技拨款制度改革、科研机构改革、高等教育改革等重大制度改革举措;制定了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以及自主创新等重大国家发展战略;探索形成了科学基金制、科研课题制以及技术合同制等先进科研管理机制。创建了科技园区,开辟了技术市场,优化了科研资源布局,有效促进了科技成果的产生、推广和应用,加速了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的结合。时至今日,科技体制改革仍在不断深化和完善,改革为我国科技事业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内生动力。

(四)科技支撑作用不断彰显

科技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辅相成,互为支撑。我国科技力量结构和布局得到优化的同时,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也大幅提升。这一时期,我国高技术制造业、新兴产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领域科技能力持续增强,重大产品、重大技术装备和重大科学设备的自主开发能力以及系统成套水平明显提高,有力地支撑了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南水北调、奥运会、世博会等重大工程建设和举国盛事,“中国制造”走遍世界。科技在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专业服务、促进社会发展和对外交往方面发挥了先导作用,在应对和处置传染病疫情、地质灾害、环境污染、国防安全等重大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保障作用。

三、创新引领,迈向科技强国新征程

进入新世纪以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我国科技发展再次面临重大机遇。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被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我国科技发展再次提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显著成绩,实现了从过去的追踪跟跑逐步向并跑领跑的历史性转变,踏上了从科技大国迈向世界科技强国的新征程。

(一)科技投入大幅增加

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首位。人才是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使我国科技创新队伍不断壮大;改进项目管理评价机制、扩大科研人员自主权等政策使科研人才培养、使用和激励机制不断完善。2018年,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的全国研发人员总量为419万人年[1],是1991年的6.2倍。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在2013年超过美国,已连续6年稳居世界第一位。

研发经费规模和强度实现历史性突破。随着经济实力跃升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实施,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持续快速增长,2018年达19657亿元,是1991年的138倍,1992-2018年年均增长20.0%,远超同时期按现价计算的gdp年均增速。研发经费投入强度[2]更是屡创新高,2014年首次突破2%,2018年提升至2.18%,超过欧盟15国[3]平均水平。按汇率折算,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为科技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证。

政府扶持力度不断加大。2017年国家财政科技拨款为8383。6亿元,是1980年的130倍,1981-2017年年均增长14。1%。一系列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政策实施效果凸显。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和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的企业分别达到2。44万家和2。42万家,分别是2009年的3。3倍和3。5倍,减免金额分别达到570亿元和1062亿元,对鼓励和引导企业开展研发创新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科技产出量质齐升

科学论文成果丰硕。2018年,国外三大检索工具《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和《科技会议录索引(cpci)》分别收录我国科研论文41.8万篇、26.6万篇和5.9万篇,数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二、第一和第二位。论文质量大幅提升,根据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论文被引用情况,2018年我国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二位。

专利发明量大幅提升。2018年,我国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分别为432.3万件和244.8万件,分别是1991年的86倍和98倍。专利质量得到同步提升。以最能体现创新水平的发明专利为例,2018年,发明专利申请数达154.2万件,占专利申请数比重为35.7%,比1991年提高12.9个百分点;平均每亿元研发经费产生境内发明专利申请70件,比1991年提高19件,专利产出效益得到明显提高。

知识产权产出取得长足进步。经过多年的深耕厚植,我国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产出大国。截至2018年底,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已连续8年居世界首位;当年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二位。2018年,我国商标注册申请量达737.1万件,已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首位,我国申请人提交马德里体系商标申请量排名世界第三;全年著作权登记量突破345.7万件,作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量分别达到235.2万件和110.5万件。

(三)重大成果举世瞩目

原始创新不断取得新突破。我国高度重视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2018年基础研究经费为1118亿元,是1995年的62倍,1996-2018年年均增长19。6%。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973)计划支持下,我国在量子科学、铁基超导、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cips干细胞等基础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屠呦呦研究员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王贻芳研究员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潘建伟团队的多自由度量子隐形传态研究位列2015年度国际物理学十大突破榜首。

高技术领域捷报频传。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863)计划等的支持下,我国高技术领域硕果频传。神舟飞船与天宫空间实验室在太空交会翱翔;北斗导航卫星实现全球组网;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海斗号无人潜水器创造最大深潜纪录;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第四代隐形战斗机和大型水面舰艇相继服役。国产大飞机、高速铁路、三代核电、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取得一批在世界上叫得响、数得着的重大成果。

科创基地和平台建设如火如荼。科研基础条件大为改善,新建了中国散裂中子源、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科学”号海洋科考船、jf12激波风洞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规范管理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截至2018年底,正在运行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达501个,已累计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217个。

(四)创新活力竞相迸发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广泛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极大激发了全社会的创业创新热情,各类市场主体蓬勃发展。2018年,我国日均新设企业1.8万户,加上个体工商户等各类市场主体日均新增5.9万户。截至2018年底,全国各类市场主体已达1.1亿户,越来越多的创客、爱好者以及普通民众参与到创业创新的大潮中来。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全面增强。各类企业作为科技创新投入和产业化活动的主体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7年,我国研发经费中企业资金达到1.35万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的76.5%。据对74.9万家规模以上企业开展调查,有29.8万家当年开展了创新活动,占比达39.9%。截至2018年底,我国已累计认定国家级企业(集团)技术中心1480家。创新能力已成为各类企业发展壮大的核心竞争力。

区域创新梯次联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区域创新发展的主阵地。高新区数量已由1990年的27个发展到2018年的168个,区内企业数由1600家增加到11.7万家,实现了与国家创新城市、自主创新示范区互动互补、互联互通。此外,上海、北京两个全国科创中心建设深入推进,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三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各具特色。千年大计雄安新区将引领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度,成为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外又一区域创新的典范。

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加快发展。科技体制改革活跃了技术市场交易,极大促进了科技创新资源合理利用和成果转化。2018年,全国技术市场成交合同41.2万项,涉及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服务等方面,成交总金额达17697亿元,是1991年的186倍。在改革中应运而生的各类孵化器、加速器、众创空间等科技中介组织如雨后春笋。截至2018年底,经国家备案的众创空间达1952家,各类科技孵化器、加速器逾4800家,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融通合作的平台。

(五)支撑引领作用显著增强

科技创新提供专业服务。随着科技不断进步,我国在质检、气象、地震、海洋和测绘等领域提供的专业技术服务水平逐年提高。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检验检测机构36327家,共有产品质量、体系和服务认证机构484个,已累计完成对63万家企业的认证。2018年,全国气象观测站点达到67069个,全年发布预警信息25万余次,气象预报预测准确率稳步提升;全国共有海洋观测站(点)124个,测绘部门公开出版地图1928种;全国共有各类科技馆800余个,每年为6000余万人次提供科普服务。

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结构。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换挡、结构优化、提质增效的关键期,高技术制造业呈现出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成为带动工业转型发展的重要力量。2017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5.9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55.8%。高技术制造业的较快发展得益于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2017年,高技术制造业研发经费为3183亿元,比2012年增长83.6%,年均增长12.9%,比同期工业年均增速高2.1个百分点;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2.0%,是工业平均水平的1.9倍。

科技创新提升供给质量。技术革新为企业不断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创造了条件。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逾四成开展了技术创新活动,共实现新产品销售收入19。2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73。3%;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16。9%,比2012年提高5。0个百分点。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项目中,以开发全新产品或者改进产品功能质量为目标的项目占比达到82。4%,“中国制造”正升级为“中国智造”。科技创新成为改善供给质量、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手段。

科技创新助力发展新动能。随着“互联网+”深入开展,基于移动互联、物联网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成为我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有力支撑。大数据、云计算应用不断深化,以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走向实用,催生出一大批大数据企业、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电子政务、信息惠民、共享经济、平台经济迅速兴起,大力提高了政府治理水平和民众获得感。科技创新引领新动能发展,开辟了经济增长的新天地。

70年来,中国科技事业走过不平凡的发展之路,印证了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党的十九大将科技创新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对新时代如何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指明了突破方向、提出了具体任务、剖析了薄弱环节,使广大科技工作者倍感振奋、使命光荣。蓝图已经绘就,蹄疾还需步稳。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定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鼎力传承老一辈科技人攻坚克难、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勠力同心,奋勇突破,为建成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而不懈奋斗。

注:

[1]本文全国研发人员总量、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强度以及基础研究投入指标2018年数据为初步数。

[2]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是指研发经费与gdp之比,是国际上通用的、反映国家科技投入水平的核心指标。

[3]欧盟15国:包括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

第四届“发展中国家金融领袖研讨项目”日前在北京举行,来自联合国和16个发展中国家的21名学员参加。学员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中国成立70年取得的成就令人赞叹,中国在金融领域的实践和取得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他们回国后将把在华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探索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利用好共建“一带一路”机遇,深化南南合作。

第四届“发展中国家金融领袖研讨项目”日前在北京举行,来自联合国和16个发展中国家的21名学员参加。学员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中国成立70年取得的成就令人赞叹,中国在金融领域的实践和取得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他们回国后将把在华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探索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利用好共建“一带一路”机遇,深化南南合作。

“发展中国家金融领袖研讨项目”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南南合作金融中心和南南教育基金会共同主办,活动为期一周。该项目自2016年创办以来,吸引了来自亚洲、非洲、美洲、欧洲等6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近100名高级别金融机构高管、国际组织代表参与,成为南南合作中加强金融领域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吴晓灵说:“‘发展中国家金融领袖研讨项目’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金融教育和金融知识的普及,分享中国经验,为南南国家培养金融领袖和人才。”课堂上,学员们聚精会神地聆听专家讲解,时而凝神思考、时而提笔记录。每到交流环节,学员们踊跃举手提问,希望从专家们的回答中探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秘诀”。

墨西哥财政和公共信贷部银行政策和储蓄司代理副司长克瑞蒂安告诉本报记者:“这次安排的课程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业务性和可操作性,为墨西哥进一步建立健全支付系统、改善银行监管提供了借鉴。”

哈萨克斯坦金融家协会主席叶乐娜表示:“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的友好邻居和可靠朋友。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要学习中国金融改革的成功经验。”她还尤其关注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模式:“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金融风险管理,这对我们发展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有很大借鉴意义。”

“一直以来,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保持良好合作。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开放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国家带来了共赢。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赞叹,这说明中国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公共行政和拨款委员会副主席拉克曼感慨道。

“中国仅用了几十年就完成了很多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成功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对于中国的发展成就,埃塞俄比亚财政和经济合作部国务部长顾问塔斯法耶由衷表示钦佩。

“上世纪90年代,我就去过中国广东。这次来华参加研讨会,发现中国的变化真是日新月异,发展速度之快令人无法想象。我看到中国城市的现代化程度很高,民众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多米尼加经济、计划和发展部经济和社会发展司司长伊曼纽尔细心观察中国的变化,对加强多中两国务实合作充满了期待:“2018年,多米尼加和中国正式建交,这是多米尼加外交历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我们期待与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

金融合作作为撬动各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支点,也是开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重要支撑。在与亚投行的座谈会上,现场气氛热烈。“如何加入亚投行?”“我们已提交加入亚投行的申请,怎样才能加快审批?”“我们希望加大与亚投行的合作!”学员们对自己国家如何参与亚投行的合作项目表达了迫切愿望。

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的互利共赢机遇充满了吸引力。叶乐娜说:“共建‘一带一路’对哈萨克斯坦具有特殊意义,哈中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实现互利共赢。哈中已商定51个重点合作项目,总金额近280亿美元,新增就业岗位2万个。我们期待今后与中国进一步深入合作。”

塔斯法耶说:“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伟大创举。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是南南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重要参与者。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为南南合作树立了典范。”(记者 朱玥颖 李欣怡)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服务业规模日益壮大,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质量效益大幅提升,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逐步成长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成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服务业规模日益壮大,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质量效益大幅提升,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逐步成长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成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

一、服务业规模日益壮大,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一大产业

新中国成立70年,是服务业快速成长的70年。1952-2018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从195亿元扩大到469575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年均增速达8。4%,比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高出0。3个百分点。

(一)改革开放前,服务业在波动中发展成长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服务业处于辅助和从属地位。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增长不稳定,服务业与经济运行趋势基本一致,在波动中发展成长。1952-1978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195亿元增长到905亿元,年均增长5。4%,比gdp年均增速低0。8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低5。6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偏低,1978年末,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只有24。6%,排在三次产业最末位,比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分别低3。1和23。1个百分点。

(二)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进入快速发展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拉开序幕,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这一时期,服务业各领域改革稳步推进,行业准入门槛不断降低,服务业发展速度较快,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不断提升。1978-2012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905亿元增长到244852亿元,年均增长10.8%,比1952-1978年均增速快1倍,比gdp年均增速高0.9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低0.5个百分点。198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第一产业,2012年超过第二产业,上升至45.5%。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服务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党的十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来培育和促进服务业新经济、新动能的发展壮大,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服务业发展进入新阶段。2012-2018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244852亿元增长到469575亿元,年均增长7。9%,高出gdp年均增速0。9个百分点,高出第二产业1。3个百分点。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6年提高了6。7个百分点,2015年超过50%,2018年达到52。2%,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

二、服务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对经济发展影响力日益凸显

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服务业发展实力日益增强,对国民经济各领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经济增长、就业、外贸、外资等方面发挥着“稳定器”作用。

(一)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稳步提升

改革开放前,我国服务业基础薄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1978年底,服务业对当年gdp贡献率仅为28.4%,低于第二产业33.4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企业、居民、政府等各部门对服务业需求日益旺盛,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1978-2018年间,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提升了31.3个百分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服务业对gdp贡献率呈现出加速上升趋势,6年提高14.7个百分点,接近改革开放40年增幅的一半,2018年达到59.7%,高出第二产业23.6个百分点。

(二)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增强

改革开放前,工业、农业是我国吸纳就业的主体,1953-1978年服务业就业人员年均增速虽然达到3.7%,但比重相对较小,1978年服务业就业人员占比仅为12.2%,比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分别低58.3和5.1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后,在城镇化建设带动下,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和新增劳动力进入服务业,服务业就业人员连年增长。1979-2018年,服务业就业人员年均增速5.1%,高出第二产业2.3个百分点。党的十八大以后,服务业继续保持4.4%的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增加就业人员1375万人。2018年底,服务业就业人员达到35938万人,比重达到46.3%,成为我国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

(三)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不断上升

改革开放前,除了对外援建项目和少数外国友人来华旅游外,对外服务较少。改革开放后,我国积极开展国际间经济、技术、学术、文化等合作交流,服务贸易规模快速提升。1982-2018年,服务进出口总额从47亿美元增长到7919亿美元,年均增长15.3%,比货物进出口总额[1]年均增速高出1.3个百分点。2016年,我国服务进、出口规模在世界排名分别位列第2位和第5位。2018年,服务进出口总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14.6%,较1982年提升了4.5个百分点,越来越接近世界20%左右的平均水平。近年来,随着我国服务业竞争力的不断提升,服务出口额呈现加速增长态势。2017年、2018年服务出口额分别比上年增长8.9%和16.9%,高于服务进口额当年增速5.5和4.7个百分点。

(四)服务业吸引外资能力大幅增强

改革开放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日益扩大。1983-2018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从9.2亿美元增长到1383亿美元,年均增长15.4%。从投资方向看,2001年以前,外商主要投资于制造业;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服务业对外资的限制进一步放开,投资于服务业的外资比例大幅上升。2005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中,服务业仅占24.7%,2011年这一比例已经超过50%,2018年达到68.1%,服务业已经成为外商投资的首选领域。

三、服务业转型升级有序推进,发展质量效益稳步提升

新中国成立70年,服务业实现了由门类简单、地区差异低、单一公有制向门类齐全,区域协调、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转变。服务业产业结构、行业结构日趋协调优化,发展质量效益稳步提升。

(一)传统服务业加速升级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服务业部门构成简单,内容及形式比较单一。1952年服务业各部门中,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35。9%、14。9%和7。5%,总和接近60%,构成服务业主体。经过70年建设,服务业门类更加齐全,各部门发展更趋均衡。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比重不断下降,2018年分别为17。9%、8。6%和3。4%,总和已不足30%,较新中国成立初期比重下降近一半。金融业、房地产业等现代服务业对经济支撑作用逐渐增强,2018年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到14。7%、12。7%,较1952年上升了8。7和5。6个百分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新兴服务业更是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快速发展,影响力越来越大,2018年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分别达到6。9%和5。2%,按不变价计算,近3年年均增速更是高达23。4%和9。9%,成为助推服务业持续增长的新动能。在互联网的推动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加速转型升级,纷纷依托新技术发展电子商务、网络订餐、网上零售等新业务新商业模式。2015-2018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网上零售额年均增速分别为17。8%、28。8%;2018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18。4%。

(二)服务业区域结构不断优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地区间服务业发展水平差异不大,主要为满足工农业生产和人民基本生活提供服务。改革开放后,各地区工业化、现代化建设进程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服务业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点和阶段性特征。2018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50%的地区共有15个。其中,北京、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分别达到81.0%和69.9%,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随着服务业的不断壮大,地域集聚和行业集聚趋势初步显现。从区域上看,服务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2],2018年,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北京、上海服务业增加值绝对额位列全国前6位,占全国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45.6%;从行业上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集聚度相对较高,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3]中,两个门类营业收入排名前3位的省份营收之和已经超过全国总量的50%。

(三)服务业所有制结构日益多元

改革开放前,服务业一直以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逐步形成,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在服务业中快速成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一步放宽金融业等行业市场准入和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服务业市场化水平不断提升。2018年底,全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中,私人控股企业数量占比超过65%,营业收入和从业人员占比分别接近35%和45%;港澳台和外商控股企业数量占比虽不足5%,但营业收入占比已超过13%。

(四)服务业发展效率稳步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后,一系列助推服务业发展的改革措施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了私人办企业难度,财税体制改革减少了服务业企业税收负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掀起了全社会创业创新热潮,“放管服”改革优化了营商环境。据工商和税务部门数据显示,2018年,服务业日均新登记注册企业接近1.5万家,全年服务业新登记注册企业占工商新登记注册企业的比重接近80%;服务业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0.5%,高于第二产业3.1个百分点,占到税收收入总量的56.8%。服务业发展环境的不断改善,增强了服务业企业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服务业生产效率稳步提升。2018年,我国服务业全员劳动生产率[4]较新中国成立初期(1952年)和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分别提高了10.7倍和7.1倍。

四、服务业新动能加快孕育,新产业新业态亮点纷呈

新中国成立70年,服务业积极适应时代变化,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兴服务业蓬勃发展,新动能茁壮成长,服务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期。

(一)生产性服务业步入快速成长期,支撑制造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

党的十八大以来,制造业企业为提升核心竞争力,分离和外包非核心业务,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日趋迫切。而新一轮税改及时打通了二、三产业间税收抵扣链条,有力促进了制造业、服务业的分工细化和融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得以快速成长。2016-2018年,规模以上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13.3%,高于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年均增速0.5个百分点。其中,与制造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服务行业发展势头较快。2018年,规模以上工程设计服务、质检技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法律服务和广告服务企业营业收入较上年分别增长18.0%、10.3%、25.1%、20.1%、17.5%和17.5%。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壮大,为制造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提供了更多的专业服务支持,有力促进了我国产业由生产制造型向生产服务型加速转变。

(二)互联网行业跃入高速增长期,深刻改变社会生产生活方式

20世纪90年代我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后,互联网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快速成长。2008年后,随着智能手机以及3g、4g通讯网络的推广普及,互联网开始迅速渗透到普通大众日常生活中,互联网上网人数大幅攀升。2018年底,我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达8。3亿人,移动电话普及率达112部/百人,分别是2008年的2。8倍和2。3倍。党的十八大以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成熟,互联网与国民经济各行业融合发展态势正在加速成形,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共享经济、数字经济深刻改变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加速重构经济发展模式。2012-2018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从11929亿元增长到32431亿元。2014-2018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速分别达到32。8%和21。2%,远超规模以上服务业11。1%的年均增速。

(三)“幸福产业”迈入蓬勃发展期,助推公共服务量质齐升

新中国成立70年,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社会服务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大幅改善。2018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1。9万所,其中普通高校2663所,是1949年的13倍;各类医疗卫生机构99。7万个、床位840万张,分别是1949年的272倍和98。9倍;公共图书馆3176个、文化馆(站)44464个,分别是1949年的57。7倍和49。7倍;社会服务床位782万张,是1978年的48倍。2017年全国体育场地已超过195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1。66平方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完善。2008年全面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十二五”时期初步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2018年底,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9。4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达13。4亿人,建成世界上最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共服务领域建设,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等幸福产业蓬勃发展。2017年,旅游及相关产业、文化及相关产业、体育产业增加值分别达到37210亿元、34722亿元、7811亿元,比上年增长12。8%(未扣除价格因素,后同)、12。8%、20。6%,占当年gdp比重分别达到4。53%、4。23%、0。95%。2016-2018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中,健康服务业、养老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速分别达到13。3%和28。1%,我国公共服务规模、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

回首新中国成立70年,服务业发展取得累累硕果。展望未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现代化进程加快推进,国家创新实力稳步提升,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服务业发展规模、发展质量、发展效率将进一步提升,服务业综合实力会大幅增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积极贡献。

注:

[1]使用美元计价的货物进出口总额计算。

[2]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具体划分方法参见国家统计局《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

[3] 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的统计范围包括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50人及以上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不含房地产开发经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50人及以上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

[4] 服务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服务业增加值(按不变价计算)与服务业就业人员的比值。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司)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民间投资增速企稳回升,基础设施、民生等短板领域投资稳步增长,制造业转型升级投资、高技术等新动能投资持续发力。从动态看,6月份投资增长出现略有加快的势头,但稳投资的任务仍十分艰巨。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民间投资增速企稳回升,基础设施、民生等短板领域投资稳步增长,制造业转型升级投资、高技术等新动能投资持续发力。从动态看,6月份投资增长出现略有加快的势头,但稳投资的任务仍十分艰巨。

一、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

上半年,全国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99100 亿元,同比增长5.8%,增速比1—5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比2018年全年小幅回落0.1个百分点。2019年上半年各月投资增速均保持在6%左右,增长比较平稳。

二、民间投资增速有所加快

上半年,民间投资同比增长5.7%,增速比1—5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民间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增长2.7%,增速与1—5月份持平;社会领域投资增长23.3%,增速加快1.8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13.0%,增速加快0.4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增长0.6%,增速加快0.1个百分点。

三、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升

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4.1%,增速比1—5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加快0.3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中,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48%,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14.1%,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9.6%,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8.1%。

四、制造业投资增速连续两个月小幅回升

上半年,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3。0%,增速比1—5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今年以来制造业转型升级投资始终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13。1%,增速高于全部制造业投资10。1个百分点。

五、高技术产业投资较快增长

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增速比全部投资高5.7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0.4%,增速比1—5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高于全部制造业投资7.4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3.1%,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投资增长12.4%,医药制造业投资增长8.4%。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3.5%,增速高于全部服务业投资6.1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商务服务业投资增长53.4%,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业投资增长39%,研发设计服务业投资增长23.3%。

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有所回落

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0.9%,增速比1—5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长10.1%,增速回落0.4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增长7.2%,增速回落0.4个百分点。6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比5月末减少76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8.9%。

七、社会领域投资持续快速增长

上半年,社会领域投资同比增长15。8%,增速比1—5月份加快1。5个百分点,比全部投资高10 个百分点。其中,教育投资增长18。9%,增速加快3。5个百分点;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增长22。1%,增速加快2。1个百分点。

八、四大区域投资均有所回暖

上半年,东部地区投资同比增长4.4%,增速比1—5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投资增长9.4%,增速加快0.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投资增长6.1%,增速加快0.4个百分点;东北地区投资下降3.6%,降幅收窄4个百分点。

(作者:国家统计局投资司司长 彭永涛 )

上半年,我国服务业保持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较快发展,新动能成长壮大,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企业市场预期总体稳定。

上半年,我国服务业保持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较快发展,新动能成长壮大,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企业市场预期总体稳定。

一、服务业稳步增长,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继续增强

服务业增长总体平稳。初步核算,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247743亿元,同比增长7.0%,增速与一季度持平,比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分别高出0.7和1.2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4.9%,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高15.0个百分点。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3%,比第二产业高23.2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3.8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高1.5个百分点。

上半年,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7.3%,增速与1-5月持平,比一季度放缓0.1个百分点,各月同比增速均保持在7.0%及以上。其中,6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7.1%,比5月加快0.1个百分点。

服务业市场主体、就业、投资持续扩大。上半年,工商新登记服务业企业280。5万户,同比增长7。3%,占全部工商新登记企业数量的80。0%;全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从业人数同比增长4。7%;上半年,服务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4%,增速比1-5月加快0。3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微落0。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加快0。6个百分点。

服务外贸增势良好。1-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1893。4亿元,同比增长3。5%。其中,出口7770。5亿元,同比增长10。3%,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服务出口占服务进出口比重为35。5%,同比提升2。6个百分点。

二、新兴服务业增长较快,转型升级持续推进

新兴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新兴服务业增长较快,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24。2%和8。3%,增速分别快于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16。9和1。0个百分点。1-5月,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1%,增速比1-4月加快0。3个百分点。其中,战略性新兴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营业收入分别同比增长12。5%、12。3%和12。0%,分别比1-4月加快0。4、0。4和0。1个百分点,增速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服务业2。4、2。2和1。9个百分点,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新动能不断发展壮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电信普遍服务持续推进,5g网络布局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新产品新业态不断涌现。1-5月,全国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到451.7亿gb,同比增长114.6%。1-5月,规模以上基础软件开发、互联网生活服务平台、互联网搜索服务、应用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设计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8.9%、26.0%、25.3%、19.3%和17.5%。随着移动支付更加普及,智慧物流、社交电商迅速发展,网络消费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4%,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21.6%,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3.2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9.6%,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服务业转型升级加速推进。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3。5%,增速高出全部服务业投资6。1个百分点;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875。6亿元,同比增长71。1%,其中,信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分别增长68。1%、77。7%和62。7%。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服务、重点服务领域出口快速增长。1-5月,维护和维修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运输服务、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分别同比增长99。2%、34。8%、20。7%和12。3%。

三、服务业保持较高景气水平,企业经营预期总体稳定

服务业预期保持扩张态势。上半年,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53.0%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其中,6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4%。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业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59.0%及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业务总量较快增长。

企业对未来市场发展继续看好。二季度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对下季度经营状况预期指数为63.4%,与一季度持平,继续位于高位景气区间,10个行业门类的企业经营状况预期指数均位于60.0%以上;6月份,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60.3%,比5月上升0.8个百分点,调查的21个行业全部位于扩张区间。随着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持续发力,减税降费等政策落实力度不断加大,新旧动能加速转换,营商环境更加完善,服务业有望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作者:国家统计局服务业统计司司长 杜希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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